我自己长期教书做研究，过去十几年，做的比较多的是货币政策，我在教书和做货币政策，特别有很多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就非常的留意中西方文化的差别，这个文化的差别又反映到研究方法上。所以我今天晚上的讲座主要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中西方研究方法的一些不同。
这个问题的有感而发是今年3月4号，全国人大召开的前一天，大家知道人大召开前一天按照例行要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发言人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推进税费改革，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这是一字不改的原文。这个新闻发布是在3月4号上午11点，3月4号中午12：30，新闻稿播出一个半小时，海外两个非常著名，大的新闻媒体都对此做了报道，这个报道非常不幸的是一个不实的新闻，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将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并实行单边征收痣渡，但没有提及税率水平，海外这两家媒体是最拳薇的两家媒体。事实上上面人大发言人在引号中的话是过去时，发言的时间是09年3月4号，指的是事实是08年的4月24号，我们的证券交易的印花税由千分之三下调到千分之一，08年9月19号由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保持了千分之一的税率不变。09年只不过说了一遍08年做的事情。海外媒体没有搞清楚用的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报道成将来时了。我对此有感而发，我在制定政策，写新闻稿，答记者问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中西方语言上一个很大的差别，你如果用英文、法文、德文说这句话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英文、法文、德文动词的过去时和将来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表述是这么表述，就产生了误解和歧义。
由此我先讲一讲中国伟大的文明。我们的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为此我还跟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争论过，我有一次请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吃饭，我顺口一说中国的文明是上下5千年，哈佛大学的教授非常认真的纠正我，他说不对，中国的文明史就3千多年，我就告诉他，夏商周，我们甲骨文，我们夏商周有什么样的皇帝，教授就特别的提醒我，你应该区别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传说，什么是故事。他就说在西方看来，认为中国只有3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个3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从商殷的甲骨文开始。在历史学上他举出了什么是历史的标准，什么是传说的标准，我们讨论到圣经，讨论到埃及的历史，他用这个标准分析，埃及的历史会更长一些，他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的文明史有这么长的文明史，3千多年的文明史，过去我们中文的输入问题，非常的困难。
我们也曾经提出过中文要走拼音化的道路，刚才钱教授介绍我在北京大学，我也就是1979年在北京大学的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那时候是学资本论的。老师说你这个文章写的挺好，你打字打出来，咱们在系里面印发一下，我就去打字室了，79年的时候，一个系里头的打字员是非常的不好求的。你得求他，我就说我们这个系里的主任说，我这个文章请你帮我打一下，打字员就说，我这么说教授的论文都打不了，你一个学生排着吧，我去了好几次，不给我打，要我然我就自己打，那个时候我已经会英文打字了，打字员一看我挺横，我下班以后你来吧。他下班以后，我就去打字室了，打字机我一看根本用不了，上面有几百个键，找一个汉字，得找半天，当时我已经会英文打字，我就想，咱们这个中文的输入问题和字母文字差的这么大。我的竞争力和我的效率会差多少，我这个输入问题有多难。我们有王选成功了解决了中文输入的问题，现在在座的同学都知道，中文的电脑输入已经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一个稍加训练的小姑娘，可以按照我现在说话的语速用中文打字把我讲的全部记下来。我们现在在打字在中文输入说，已经和字母文化没有任何劣势，在我们解决输入问题以后。那么这个输入问题的解决，跟计算机有关，和计算机的普及有关，这个输入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刚刚20来年的事。你说我在79年的时候，我就遇见过打字这么困难的事。
牦猪席有一句话，中文要走拼音化道路，现在中文的输入问题解决了，没有人在说中文要走拼音化道路，中文的注音是辅助的工具，不可能把中文将来变成字母、文字用汉语拼音代替，是不可能的，我们中文有很多的优点。中文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些研究结果，叫做照相记忆。照相记忆说的是给你一篇报纸给你20秒让你看，有大标题，有小标题，有横题目，可能这张报纸有20、30条信息，就给你20秒，看你能记住多少，很多的研究单位做这个研究，他们做实验，控制学历，找母语是英文的，母语是法文的，比较大的标本比较。报纸的难度都应该是相对而言，是一样的。复杂的程度，专业的程度，找的读者，比如说都是大学的四年级学生，样本是可比的。做下来以后，就发现中文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你看一眼，看一会，所记住的信息，比如横标题有这么一条消息，竖标题有这么一条消息，记住的比较多，至于说多多少是统计的问题，各个实验都不一样，总体来说都是中文有利于照相记忆。这是一个优点。有时候我琢磨，中国的短信息，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一到过春节，一到十一，一天几亿条短信。短信这个技术，在欧洲，在美国，技术条件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外国人用短信和中国人用短信，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用短信的频率要远远超过外国人。其实和我们中文的文字有关系的，可以用很短的文字，然后集中了很多的信息发给你，一看基本就清楚了，和文字是有关的。所以现在看出来很多中文的好处，中文的优点。所以我们身为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有这样一个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到现在为止，从甲骨文，殷商到古文到今天，是一脉相承，我们应该为此骄傲。
我今天讲还有另一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不如人家的地方。我讲了汉字，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象甲骨文、金文是象形文字，我们今天的字是表意文字，不完全是象形文字，但是我们的汉字是从象形文字来的。为什么埃及的文明史要更长一些呢？距今5千多年以前，古埃及人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公元前15世纪，地中海产生了腓尼基字母字母，传入希腊，演变为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再产生拉丁文字母和斯拉夫文字母，成为欧洲各种文字的共同来源，你们现在看拉丁文、斯拉夫文、希腊文，是欧洲各种字母文字的共同的来源。
那么胡适先生对欧洲的这些文字的起源做过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他讲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德文的成熟更晚一些，他讲过一些语言的历史。比如说意大利文，意大利文，距现在不过700多年前才形成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丁，他极力的主张用意大利文代替拉丁文。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拉丁文的中心是罗马，但丁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为什么要提倡用意大利当时老百姓说的这些土语来代替这么伟大的拉丁文，现在我们的医学上，还都是用拉丁文，欧洲很多历史，科学文献都是拉丁文写的，即便在拉丁文的首都罗马，在意大利这个地方，他极力要用意大利老百姓日常说的话，土语来代替这么悠久的一个，欧洲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说，才写的拉丁文，但丁他做到了，而且后来意大利文在意大利，由于他写了很多伟大的文学著作，用意大利文，用当地老百姓说的普通话，然后极大的普及了当地老百姓说的普通话，并且从语法上，很多规范上使得意大利语成为了现在的意大利语。
我们现在在中国，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的学生都会说英文，英文只不过在600、700百年以前，ENGLISH只是伦敦附近的方言，当时叫做中部土语。在英国有两个伟大的文学家，或者是神学家，对英文的贡献很大。一个人叫朝瑟(音)，1340—1400，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用ENGLISH，就是伦敦附近的中部土语，写了很多的诗歌、散文，现在大家如果看这些著作都还在。另外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是威克里夫(音)，他把旧约和新约翻译成了中部土语，由于文学家和神学家的工作，当然后来还有伟大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对英文的贡献都很大的，都形成了现在英文这样一个被广泛运用，很多很多的科学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这样一个语言。这个语言的历史也只有在600、700以前正式的规范化。法文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文字，德文的形成和规范化要更晚一些。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中文，我们中文我说的文明是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就3千多年，我们上下5千年的文明。但是我们的文字和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和普通生活用语什么时候才统一起来呢？统一的时间还不到100年，意大利文、英文才600、700年，你看中国的文字和老百姓日常说话的语言什么时候才统一起来的呢？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后，你从1919年开始算，现在才刚刚90年。以前老百姓说的话和写下来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胡适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在1917年，在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1月1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他大力的提倡文学改良，写白话文，他提的很多那个时候他的提法，到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他说要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要讲究文法，不做无病呻吟，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的文章从这8个方面，逐一加以论述，为什么要言之有物，为什么要讲究文法，我们中国真正普及白话文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到现在只不过90来年的时间。使得我们的书写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的说话相统一。
中文的现代的文字，贡献很大的，虽然古代的古人不太写白话文，但是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白话文的著作。我们的正史有《四库全书》二十四史》，白话文虽然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普及的，我们白话文的经典，2千年以前就有。《诗经》上就有，比如孔雀东南飞，我们熟悉的木兰辞，杜甫的《石壕吏》、《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伟大的经典的文学著作，是现代我们语言的基础。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有这么伟大的文明，但是我们直到近代，我们才有系统的语法，直到近代，我们才开始系统的从语法的意义上用标点符号。我们知道《文字经》，说是宋朝的，《三字经》有一句叫明句读，告诉小孩在读古文的时候，首先的一个本事就是断句，你在适合的情况下要加标点符号，要把古文断句了。你想想宋朝的《三字经》里头就说要明句读，这千儿八百年的就没人解决了？为什么不系统用这些标点符号呢？给这些后来人制造了这么多的痛苦和歧义。我们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明句读，要断句，这是中文很大的一个谜。从白话文开始，才有我们很多伟大的语法学家，语言学家。实际上是从西文的语法中，逐步的提炼总结出了一套现代的汉语语法和标点符号，为白话文现代的语法和标点符号有一个系统的科学的一个体系。
我们想想才奇怪，太简单的事，从90年前才做这件事。标点符号这个问题，一直就没解决。你看看我们中文动词，我们的动词没有时态，没有动词变化的表示的时态，我们动词发生要靠副词，或者靠从句来说明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我们的名词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也没有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的变化，也没有格的变化。比如说俄文、德文，分多少格，一格二格三格四格，不同格不同的变化。动词的时态，名词的性，单数、复数，还有语言中格的变化，反映了这个思维的严谨性。我不懂德文，但是我学过一点德文的语法，因为我好多朋友，德文很好。我很多朋友，在德国待了十几年，在德国当大学教授了，写出的的德文来让德国人一改一片红，太容易犯错了，都当大学教授了，德文写出来遍地都是错，他给我看，我在德国待这么多年，用德文写东西这么费劲。我们的词比较平，他们的德文阴性阳性单数复数格都在变。我不懂德文，我知道点德文的语法，我懂英语，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用德文写的，德文翻译成英文，翻译还是很贴近，德文和英文很多东西还是有些相通的。英文比德文简单点。如果名词在主语、宾语上变化了以后，看英文的《资本论》就会看的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谁剥削谁，谁剥削谁，谁是主语，剥削谁，后面的谁就是宾语了，谁是主动，谁是发起方，谁是被动方，看的很清楚。如果翻译的时候，不注意，理解不再深，翻译成中文，我们没这些变化。所以我们就会失去一些信息，翻译的时候看平了，他们弄的是非常立体的，又是格，又是单数，又是复数，又是阴性，又是阳性，每个事都是非常严谨，一到我们这儿没有这些表述，我只能按最严谨的这么些，尽力的表达这些表述，实际上还是损失了很多信息。
是文字实际上是跟抽象思维和概念连在一起的，我们是用语言来思维的。我们有的时候用数学符号来思维的，用语言来思维的。无论如何，语言在我们的思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中文简洁、美丽，写大写意，讲大道理，看《道德经》、《论语》，把天下事所有的哲学问题全都回答完了，你不可能超过孔孟老庄，他们把天下人间，大道理，哲学意义上的道理基本上讲透了。我们中文是非常适合写大写意，讲大道理的。中文也非常简洁，看国际会议，每种文字有一个材料，直接冲着最薄的那一个是中文，比较简洁，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文字和抽象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思维要抽象的。苹果是一个概念，一个具体的苹果和一个概念的苹果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马是一种动物，中文怎么写这个马呢，马这是马身子，这是马尾巴，四条马腿，这个是翻写的，现在比较简写一点。我这个马是从象形文字的马演变过来的。现在我想马这个概念，我这个马跟现实的马还多少有点联系。因为我是从象形文字来的。你要研究甲骨文，你要是研究金文，你就看象形文字有很多学问的，比如说英文HORSE，他这26个字母完全是人造的，跟现实的马没关系，也是一个抽象，也得把这个词影像到和实际的马相联系，这个抽象是字母文字，是跟象形的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字和抽象，和字母文字，抽象的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当然你说当抽象完了以后，我作为一个有现代科学方法论都训练完的人问题不大了，实际上从演变的过程还是有所区别的。它是用字母的排列组合来表达词，词就是概念，概念是完成了抽象的过程，完成了人类认识过程的抽象过程。
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以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和坐标系。我们应当发扬其优势，克服其劣势。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在这儿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由于文化上的原因，有很多的著作和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话讲明白，讲的很准确。我们历来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宋朝的三字经，明句读，我就不发明标点符号，原来的知识分子凑到一起，一个句子出来，大家比，谁能完成断句过程，我能断句，你不能断句，我比你学问大，我就笑话你这个不能断句的，并没有考虑，我要把我这个文字写的更简单，让人家一读就懂。所以我们很多的学者写出来的东西，是板着脸说话的，比较一下英文，和西方的教材，是想尽办法让读者读懂，把事情说的越明白越好。我在出国之前，78年79年的时候，试图想读凯恩斯的《通论》，中文的。中文的翻译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教授，姓徐的教授，英国的剑桥大学的博士，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翻译的。后来有很多其他的翻译文本，我78、79年读到的是这个翻译文本，我还是很用功的，我就是读的半明白，半糊涂，读不太懂。后来我到美国以后，拿出原文来读，《通论》不是写的最简单的，还有比《通论》写的更明白更好的，凯恩斯的文字不是最好的文字，总体讲，原文应当比较好懂。我一读英文比中文简单多了，读英文懂的比较多了，学经济的基础也多了，读懂的成分就多了很多。我基本上读懂凯恩斯《通论》以后，我再看徐老先生翻译的中文的通论，我觉得翻译的真好，信做到了，雅做到了，真雅，我们说信达雅，唯独达不行，青年人没学不懂，我一懂了凯恩斯的意思，这个中文真好，但是他多一个字都不写，你不懂通论的人，直接读中文很困难.
下一段我会分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头，我们的伟大的文明，为什么不能穿透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说它不愿意穿透普通的老百姓，使得我们的文明虽然这么伟大，在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精英的文明，真正的中国老百姓懂得很少，懂得点孔孟之道，孝道，但是对中国的文明真是难懂。这是产生比如说像鲁迅先生，很多中国的文学家笔下的中国人，就是浑浑噩噩的，等着吃人血馒头，没有是非观念，整个文明没有穿透到下层，一直是精英的文明。所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话写明白，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时候，语言要准确，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刚才讲了我们的文字、文法，整个跟西方的对比，那么下面我讲一讲关于形式逻辑。语言我刚才说了，精炼、严谨有语法，有变化，写的可以非常的精炼。实际上语言是一个思维的载体。另外一个思维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形式逻辑。就是你的逻辑的思维的能力和训练。
在这方面，中西方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距。我曾经请教过季羡林先生，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离季老先生家很近。大家都去过朗润园，隔水，水很窄，我自己的办公室隔着很窄的水，跟季先生家相望。他是中学、西学、梵学、各种宗教的大师。您对中国文化历史研究这么多，我问他，中国在历史上，文献上，有没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的体系？季先生非常的严谨，他对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我们春节战国时期，墨子、荀子实际上是有过形式逻辑的初步的体系的。比如说《墨经》对逻辑有过比较系统的论述，《墨经》说的大故就是充分条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墨经》上的小故近似于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近似于我们所说的必要条件。墨子对形式逻辑已经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但是后来，所谓名家，公孙龙等等，也是战国时期，他们就好争辩，在争辩的过程中，就发展了一套诡辩术，就以把对方辨糊涂为乐趣，实际上这里很多概念，就搞垮了这个形式，使得形式逻辑这个体系，在中国始终是比较停滞的。说实在的，我今天讲这些事都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有兴趣做点研究，你们听众，将来研究这个事，研究深入了，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地方我说的不准确，因为我确实不是研究这个的。但是形式逻辑在中国始终是比较落后。
我们西方数学上有二项式定理，我们有杨辉三角形，西方有这个定理，我们也有勾股定理，比如说杨辉三角形，我稍微读了读历史上的描述，近似于用归纳的方法，不是用演绎的方法，这是我的体会，不一定准确。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能力上，在归纳上还是很强的。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归纳。但是我们演绎，逻辑推理的能力，有一个前提，一步一步推理，这种科学的方法，在我们这儿就比较弱了。而西方的文明在形式逻辑上，是非常强的。从一开始就非常强大。比如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归纳法和形式逻辑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古希腊有《形而上学》这本书，有《工具论》这本书。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就写出了几何原本，标志着欧氏几何的建立。他的几何学实际上就是利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从假定、假设出发，推出了一系列的定理，组成了一个定义和公理的体系，分13卷400多个命题，可以看出是非常严谨的逻辑体系。可以从公理推出一系列的定理。公理比如说平行公理，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他从这出发，可以推出一系列的定理。那么这种方法论，这种科学思维的方法，实际上变成了后来的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工具。比如说牛顿、爱因斯坦，伟大的科学家对逻辑学和演绎的，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个是整个科学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但是这种逻辑的推理能力，这种演绎的能力，在我们这儿始终是比较弱的。
黑格尔批判形式逻辑，并且将逻辑的重心转向逻辑的内容，从而建立了辩证逻辑体系。那么我们中国的名家，以辩论为乐，把对手说糊涂了他就高兴，所以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诡辩的命题。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后来的数理逻辑，是现代形式的逻辑，使得推理更加的严谨。
我刚才说了还是比较强调归纳的方法的，但是我们推理的能力弱，缺少形式逻辑。我们的文化中，比较重视局部的经验，个案的经验，而我们的总体的思维，和靠逻辑力量的推理和做出的判断比较弱，我们比较重要解剖麻雀，中国人得讲一个故事才信，但是你告诉他这几件事的逻辑关系和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是这个结果，不一定能够说服他。我在政策方面，做了这么多年，我是深有体会的。你要是使得一个政策能够通过，你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说服人，还是用讲故事，重局部经验，解剖麻雀个案的方法来说服人呢。这个在中国和西方，中国的讨论和西方的讨论，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们注意观察的话，你们现在都比较年轻，将来你只有懂得这个才能够感觉到，才能够更深的感觉到，我说你要是蒙蒙胧胧有点印象，有点记忆，将来你出去遇到这件事，将来你可以慢慢感觉到，你更是真的理解我说什么，你能够更深的感觉到。
那么我们说重视调查研究，眼见为实。我要是眼见为实，实际上我们眼见都是事物的表象，事物在我眼睛中的印象，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这个事物的实质，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有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比较重视个案的经验，比如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个靠的是推理。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才20多岁，现在说20多岁懂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你打过多少仗，领导过谁？怎么诸葛亮20多岁已经知天下事了呢？唯一能解释的是诸葛亮他研究古书，研究历史，然后他用的是逻辑的力量，他不可能用的是经验的力量，他20多岁没啥经验，肯定是用逻辑的力量，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肯定是逻辑的力量，才做的预测，做的分析。我们会遇到什么个案都可以找到，你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道理都可以找到个案，但是你从逻辑方面上，要么你相信逻辑，要么相信大样本的统计的结果。
下面一部分，我前面讲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语言的中西方对比，一个是形式逻辑的中西方对比。现在我把语言和形式逻辑的放在一起，然后归纳出我们目前在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跟我们的文化，跟我刚才分析的文化的根源和其他的科学方面的训练是有关的。
我们在座有很多本科生、研究生，我也知道，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也指导了不少学生，我到一个地方做讲演，大家也给我提问题，我也总结归纳一下。从我的经历中，我发现我们中国的学生，见大不见小，都愿意研究大问题。其实大问题并不值钱，其实是小问题值钱。我刚才说了孔孟老庄，再加上墨子、荀子。在哲学意义上把大问题基本上研究透了，今天的人很难超越。我去讲课，人家问我货币政策的问题，问我什么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宏观经济的问题，都关心货币政策的问题，汇率利率的问题，但是大家在关心这些大问题的时候，缺少逻辑框架，他不知道大问题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注意那个框架，就愿意重视那个结论。说这是阴谋论，这是货币战争，我们喜欢用一个最高的概括，用一个最宏观的框架来解释一个现象。但是实际上学术问题上很多小问题值钱。就是定义清楚的小问题值钱。所以我们的学生见大不见小。有很多很多的具体问题，但是好像我们的学生对具体的问题，踏不下心去，研究不了。这跟我们老师有关，老师对具体问题，真实的情况也不懂，他也只能知道学生的大问题，大问题谁都能说两句，一到真正的具体问题了，比如说债券、股票、衍生产品，利率、收益率局限等等，真正说到具体的问题，说到市场真的操作了，一到具体的问题，真的是干过，或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造诣的人才能把小问题说清楚。如果你是空的只能说大问题。这是我们学习中的比较大的问题。
现在，由于电视也多了，各种各样的节目也多了。我们大忽悠还比过去小了很多，由于有了市场经济，使得我们人越来越务实，做买卖的人要真赚钱，在市场上取胜，不能靠忽悠，你看浙江人办事很扎实的。做一个合同，做一笔交易很扎实的。北京那出租车司机是可以忽悠的。你们要是有运气的话你们就能够碰到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从机场回来跟他聊天，他就告诉你奥巴马得诺贝尔奖是怎么回事，美国打伊拉克是怎么回事，最后阿富汗又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就是在关心国家大事。牦猪席在闻画大阁命中，对青年学生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闻画大阁命进行到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你说只有少数人能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大多数人一般都过日子，找一个专业的职业，只能关心那一点，你有关心国家大事娱乐的权利，可以作为一种娱乐、休闲，但是只有少数人能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提高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专的一个专业，你将来才能够在市场上有价值。
我们研究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以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研究的成果，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哪些是文献中已有的，哪些是作者的新贡献。我们现在的书太多了。你拿出一本书来，看这个作者，尤其是经济问题的书，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汇率利率的这些书，翻开看，你看不清楚，这本书的作者他写的这些东西，有哪些是前人的东西，有哪些是新贡献，他写这本书跟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分析一样，这就失去了学术进步的基础。你只有知道什么是文献中有的，才知道你的增加值在哪儿，你研究这个问题的增加值在哪儿，还是你就是一本普及的书，就是要把一个题目，比别人讲的更清楚，给读者讲，我这里没有任何的新东西，也好，也是一个贡献。你没有任何*&新东西，你说我讲的方法能让读者更清楚，更严谨，也行。但是不是的，有很多书看有很多研究的贡献，但是就是分不出他的贡献在哪儿。所以我就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尊重文献中一有的结果。
我们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滥用参考书目，我指导过很多文章，我看过很多文章，人家问这个文章该不该发表。你们都是也论文的，你们已经写论文，或者将来要写论文。我们在参考书目上犯这么一个毛病，一个是信洋人不信中国人。参考书目，拿洋人经典的文章和著作吓唬人。把经典的文章都罗列在那儿充门面，洋人的文献得诺贝尔奖跟你的文献有什么关系，没多大关系。他研究的东西，也许有一些中国人还研究过，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连提都不提。你看这个文章，看一个论文，一个著作，一看后头的参考书目好几篇，很多都是经典的文献。但是按照学术的要求，你最好是把文献中跟你这个文章，或者这个论文最有关的那些参考书列下来，你在文章中应该表述出你用的是这个经典文献的哪一个结论，能够把你的论文和经典文献联系起来。我们这儿的文化是文人相亲，不愿意引用别人的东西，明明知道这个教授有这个结果，那个教授有那个结果，他不仔细研究别人的东西。洋人的文献名气大，他都罗列在那儿，充门面，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参考书目，跟文章的关系是什么。但是人家要求有参考书目，他也要有参考书目。我要求我的学生，你列这个参考书目可以，你先得告诉我读多少遍这个，读懂了多少。如果说这个文章跟你关系很少，你得给我解释清楚。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坏的风气。
我刚才说我们中文解决了输入问题，是一大好处。什么事有利就有弊，现在的太容易了，谁都可以写书，谁都可以出版，我们现在的出版物，应当上质量是比较低的，质量低的就害年轻人，年轻人一到书店，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鱼龙混杂，分不清好坏。我们上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问题很少，那时候没几本书，语法读王力的，英语读许国璋的等等都是经典教材，现在书爆炸，年轻人不知道哪本书好，哪本书坏，他要是运气不好，遇见几本烂书有点麻烦。我们书虽然少，读的东西都是经典，我也不是说读的经典没有别的书，不是百家争鸣，那也是一种畸形，也是不正常的状态。我就比这两种，与其鱼龙混杂，很多比较差的东西在里头，你的鉴别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了。
我们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义不清，不讲逻辑，争论情绪化。我们研究都要有一个定义，要有一个研究的起点。你定义一样才有共同语言，是讨论的基础，我们很多非常情绪化的争论，是由于定义不清，说的是两码事，看着争论挺激烈，实际说的两码事，各讲各的道理，从开始的定义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关于医疗体系改革的问题，争论的非常激烈。但是对公益性，没有定义，最接近的概念是公众产品。对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都没有很好的定义，导致这个争论不太有意义。 所以我总结一下，我今天上面讲的，我的总结也是我一直和别人讨论中，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李约瑟之谜，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有这么多发明，但是为什么中国后来落后了，工业隔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是李约瑟科学史上系统的研究了中国在历史上的发明和科学上的贡献以后提炼出来的李约瑟之谜。我今天讲的一部分是语言，一部分是形式逻辑，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研究中的这些方法上的欠缺。我把它归纳起来，我如果要是能够从一个角度对回答李约瑟之谜也有参考的论述的话，我认为是这么几条：
一条，这个语言，它本身的模糊性。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发明，但这些伟大的发明有很多没有记载清楚，有很多就失传了。也有很多说的很神奇，但是没有对这个神奇东西的精确的描述，使得你无法判断这个神奇在科学上到底到了那些成为了。由于我们语言不够精确，记载的不够细致有关。比如说我们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关于建筑的工学，关于工学的著作。特别是宋朝，有很多非常成系统的工学的著作。一看工学著作，我跟建筑学家讨论宋朝的工学著作，我也不太懂，得请教，有人是搞设计的，有人是搞力学的，有人是搞结构的，总得感觉，有描述，但是描述的不够精确，有的结构非常的神奇，现在来说是很高的科学，由于当时的记载不够精细，不够准确，使得我们无法判断当时是不是掌握了这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包括几何上的算度，包括力学上的计算，你真正掌握了一定有力学上的计算。我们的描述，看上去描述的隐约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们现在知识多了可以往那方面套，当时我们记载不是很准确。再加上我们语言，没有单数、复数，有很多的歧义是因为没有单数、复数造成的，名词没有单数、复数，你们去发现有很多歧义是没有单数、复数造成的。包括韩国的前总统跳崖自杀，中文的报道是说警卫跟着总统怎么着，看中文报道的时候，我就有疑义，不明白有几个警卫，英文报道是一个警卫，警卫给他拿烟去，这时候就跳崖，就比较明白了。中文写的是警卫，总统是可以有几个警卫的，看英文描述是一个警卫，是单数还是复数，在很多重大的问题，还有历史之谜都因为这个出现了。因为你没有单数、复数，所以你没法判断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你的语言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文人的习惯，文人愿意记最重要，什么事最重要，皇上的事最重要，朝廷的事最重要，科学怎么建一个房子，这些是雕虫小技，我们很多大的学者们，他不屑记载这些所谓的雕虫小技，更甭说非常细致的记载下来，中文的菜单，盐少许，酱油少许。英文这个菜单就是盐几克，或是汤勺一小勺，不一样，我们不屑把这个事写的非常严谨，我们文人的习惯，那个是小实，不屑记这个。历史上我们很多工匠，各朝各代的工匠是非常聪明的，可能达到某种高度，有力学，有建筑学的，有很多学的，很多可能已经达到了，我们很多不屑记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就没了。语言的加上文人的习惯，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缺乏，特别是演绎推理能力的缺乏。我们不善于，或者我们没有这个训练和这个体系，做这个推理。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失。我刚才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形式逻辑，且不说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如果你没有形式逻辑最基本的训练，你没有一个比较近似于科学方法论的东西。你如果是没有科学方法论的话，只能停留在模模糊糊那个阶段。模模糊糊在2千年以前，你知道发明都江堰了是先进生产力，如果你没有形式逻辑，不能精确做推理，做一般的东西，使得你这个东西很难推广，很难重复。你可能曾经做出过一个奇迹，不可置信的奇迹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没有文献记录你这个奇迹，你没法重复这个奇迹，你这不是科学，就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形式逻辑的缺乏，形式推理、演绎体系的缺乏是我们一个致命的缺点。
第三个原因，就是封建砖掷。学者为什么不屑记这个，为什么不愿意把话说明白呢？因为你把话说明白了以后，非常麻烦，他就不能把话说明白。所以我们的老百姓，永远是浑浑噩噩的，他说的普通的生活中的语言，跟写出的文言文又不一样。再加上封建砖掷搞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不愿意把话说明白。
总结我今天的讲课，有这么一个结论，现代的科技，互联网、出版物非常的便宜，电视，大众媒体，已经给了我们能够把中华文明伟大，文明传承的精华穿透给中国老百姓的客观条件。但是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努力，我们知识分子，我们大学的教授、老师，包括你们在座的学生，我们都有责任，来尽我们的微弱之力，把我们自己那块具体工作做好，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能够传承、介绍、发扬伟大中华文明的这些精华。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的素质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我们说中国什么时候，要赶上美国，什么时候要变成世界第一，人民币什么时候可兑换，我什么时候能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简单的回答，就是中华民族老百姓的文明程度普遍提高的时候，我刚才上面问的一些问题，就都能够实现。出去老百姓还是文明程度不高，到处可以看到不文明的现象，不守法的现象，即便是在有些指标上一时达到了一个高度，你也长久不了，也要摔下来。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也不服你，你的文化，你的核心价值没有吸引力。你的文明程度提高了，你的民族的核心价值才有希望。我们现在建设的这么快，发展的这么好，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么好。但是到处可以看到不文明的现象。比如说我在大街上走，看见这么粗一棵国槐，前面就是农民工要施工的换牌匾的事，他要拿这个电焊枪，就对着这个树，一会这个树就红了一大片，我赶紧过去，哥们，你先停一下，他换这个门脸给你多少钱，他说给我200。我说你知道这个树值多少钱吗？我停的时候，那个树已经糊了一大片了，他就直接对着树，他不知道树值多少钱，这个树100多年。我在朝阳公园散布，种树是好事，铁头掉了，在地上墩，在盲道上墩，他一下子墩坏了4块盲道的砖，砖整个就裂了。种这棵树我估计给他5块钱，换几块砖多少钱，如果盲人在这个砖上摔一个跟头，再进了医院，那得多少钱。看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一个以9%，10%增长30年的国度，如果看细节的话，我们文明程度不行。
我在日本遇见一件事，我在日本一个朋友家里头，做客，住在他们家。赶巧了那天他们家空调坏了，打电话来修空调的。敲门，我一看他告诉我约的三点，日本工人整三点，敲门我可以进来吗？进来。进来以后，套上鞋套，到他们家空调那趴在地下，趴在地上之前，先从小包里拿出一块布铺上，修也就半个钟头，在修空调过程中掉下来的一些碎屑，写碎屑完全放在他的布里头，从包里面套出一个簸箕，把空调底下，用小帚扫，再倒入他的布里头，再给你鞠两个躬走了。日本工人的文明程度跟中国工人的文明程度，你说我们发展是很快，我们国民什么时候能到他那个文明程度。
说到这儿了，举这么两个例子，总之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发扬中华文明的伟大的传承，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只有这样中国富了，中国强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具有吸引力，外国人才愿意接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和平的可持续的处在世界上。谢谢大家。
